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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会议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会议开始不久后出访回国的邓小平，与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起，力促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对与会代表所提问题一一作了答复，宣布对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杨尚昆问题予以平反，决定撤销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部文件，将康生、谢富治的问题交由中央组织部审理，对地方性重大事件问题由地方自行解决。这次会后，胡乔木在小组发言中又提出，真理标准问题已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政治问题，建议华国锋能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也作一个结论，以便统一全党思想，澄清国内外各种猜测。于是，华国锋在第四次全体会议（即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就提出“两个凡是”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对没有能及时解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分歧作了解释。

　　会议对原有议题的突破和取得的进展，使邓小平会前所准备的讲话稿也显得不再适用。会议临近结束时，他针对会议内外出现的新情况，亲自草拟了讲话提纲，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一大政治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的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要研究经济建设上的新情况，解决经济管理方法、管理制度改革上的新问题等。这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会议作出了深刻总结，为全党指明了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因此，在事实上成为了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三中全会原定议题是审议通过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后提交的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年的计划安排，选举产生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但事实上，它除了上述内容外，主要是学习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确认中央工作会议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及增选和增补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

　　其次，会议持续的时间长，解决的问题数量多、分量重

　　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开始，原定开20多天。三中全会原定与中央工作会议间隔十来天，在12月10日召开，会期3天。但由于工作会议讨论十分热烈，不断有新问题提出，使会议结束时间一延再延，实际开了36天。三中全会则紧接着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两天后召开，会期也比原计划延长了2天。两个会加在一起共有41天，如果把它们合起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12日陈云在小组会上发言算起，到11月25日华国锋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平反决定，共14天，可以看作是发动阶段。其间主要讨论历史遗留问题，也涉及对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

　　第二阶段从11月26日到12月13日的小组讨论，共18天。可以看作是深入阶段，其间主要议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情况，对中央个别领导提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宣传领导部门的人事安排提建议。

　　第三阶段从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到12月15日下午工作会议结束;再从12月17日三中全会召开小组召集人会议到12月22日三中全会闭幕会增选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黄克诚等9人为中央委员，以及通过全会公报，共7天，可以看作是总结阶段。其间主要讨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酝酿增选、增补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名单，同时继续发表前两个阶段没有讲完的意见。

　　再次，会议气氛生动、活泼、热烈，真正做到了面对面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会议开始时，还有扣压简报的事情发生，但当代表提出意见后，情况很快变了，基本做到了代表们畅所欲言，直言不讳;简报有闻必录，印发及时。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评价中央工作会议时指出:“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4］（pp.140～141）陈云在三中全会闭幕会上的即席讲话中也说:“三中全会和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得很成功。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认真讨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增强了团结，真正实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一九五七年以后，由于种种干扰，毛泽东提出的这种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很多年没有实现。这一次党中央带了个好头，只要大家坚持下去，就有可能在全国实现。” ［5］他们这些话高度概括了会议的真实情况。

　　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当代史上，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的会议，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极其少有的。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三中全会成为中国当代史上伟大转折的直接原因。它说明，三中全会的胜利并非自然而然取得的，而是与会的大多数高级干部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带动、支持下，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通过积极的思想斗争争取到的，是来之不易、弥足珍贵的。

　　二、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与转折的必然性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议题，主要不是全会公报所讲的那些内容;会议之前，中央起码是中央主要负责人，并没有打算开成那样一个会;出席会议的代表起码是绝大多数代表，事先也没有想到会议会开出那样一个结果。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三中全会实现的伟大转折是偶然的、突然的，是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呢?应当说，转折发生在1978年11月，发生在三中全会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如果把它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把它放在粉碎“四人帮”后国内国际、党内党外、主观客观的大背景下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个转折绝不是偶然的、突然的，而是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心之所向、大势之所趋，或迟或早总要发生。

　　（一）转折的客观条件

　　自从1976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两年里，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和一些成绩。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严重阻碍了党和国家继续前进的步伐，迫切需要得到解决。

　　首先，在政治上　那两年虽然在揭发、批判、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体系的运动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也有所进展，但是，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的束缚，党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不仅未能顺应党心民心，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系统清理在党内已持续很长时间的“左”的指导思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乘胜前进，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对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再拖延和阻挠恢复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一大批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并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制造新的个人崇拜，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在粉碎“四人帮”后焕发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起党内外同志的广泛不满。因此，要求尽快解决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文化大革命”及此前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评价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的功过是非，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以及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身四化建设的呼声，变得日益强烈。

　　其次，在经济上　那两年虽然制止了许多地区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混乱状况，使国民经济开始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但党中央当时的主要负责人在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又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使积累与消费的关系进一步失衡，违背了人民要求尽快改善生活的强烈意愿，犯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错误。他虽然看到了国外技术的进步和中美、中日关系解冻后西方在对华贸易、投资方面出现的新形势，提出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但是，不考虑国内对引进的配套和消化能力，也不考虑还债的能力，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同样是“左”的急躁冒进思想支配下的表现。这一切都迫切要求经济工作中认真清理“左”的指导思想，对国民经济进行一次重大比例关系的调整。另外，在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经营管理体制违反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倾向，极大地制约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致使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一亿多农民有待解决温饱问题。在城市，“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中学毕业生实行上山下乡的政策，累积约一千多万返城的知识青年有待安排就业，再加上其他新生劳动力的出现，使国家无法单靠国有企事业单位满足就业需求;而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企不分、所有权经营权不分、统收统支的国有企业经营方式的弊端，也与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到了非改变不可的程度。这一切都在客观上，呼唤对经济体制、经营方式、所有制结构进行必要的改革。

　　（二）转折的主观条件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下，通过部分平反冤假错案，使许多“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靠边站的老干部回到了领导岗位;通过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争论，通过按劳分配问题和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讨论，使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以及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得到很大宣传，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克服“两个凡是”的错误、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及实行改革开放方针的舆论氛围。这一切，为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做好了充分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

　　首先，在组织上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夕，陈云为呼应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意见，与王震等几位中央委员相约，在会上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工作的问题。他提交书面发言后，会议简报组要求“按照华主席讲话精神”删去所谓“敏感”内容，华国锋也登门做他的工作，均被他拒绝。这篇发言虽然最终未能在简报刊出，但却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央内部的错误领导形成了巨大压力，加快了邓小平复出的进程。四个月后，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撤销的一切职务。与此同时，经过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及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争取，一些老同志也陆续恢复了工作。所有这些，都使党中央决策层、领导层内正确与错误两种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因为如此，陈云那篇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议程的发言，才可能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邓小平在会议期间的运筹帷幄、因势利导，尤其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才可能发挥出巨大作用，为三中全会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和新决策奠定重要基础，使那次会议最终成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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