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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思想上　邓小平自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后，便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利用各种场合，提出并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同时，他还积极支持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相继提出揭批“四人帮”运动要适时结束、要加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要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等主张。1978年夏季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提出了要加强综合平衡，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发挥部门、地方、企业的积极性，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等一系列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观点。正因为有这个铺垫，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才会一致拥护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肯定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要求平反各种冤假错案，赞成认真解决国民经济中重大比例失调的问题，同意克服经济管理体制中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另外，由于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所开展的斗争，使以往中央会议简报工作那种压制民主的错误做法越来越不得人心，难以再实行下去。这也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各组讨论情况得以迅速交流、会议获得巨大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邓小平在1980年初中央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曾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 ［4］（p.242）只要了解了三中全会及此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背景，对于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就会有更加深切的理解，就会明白那次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完全是老一辈革命家和党内正确力量的努力与国内外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即使那次会议未能实现这一转折，此后的会议也一定会实现这一转折。

　　三、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与转折的性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标志中国从此进入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我们说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伟大转折，是从这个意义，而且仅仅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任何超出这个意义的解释，都有悖于这一转折的性质。

　　（一）转折不是一般方针、政策的转变

　　自从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在工作重点、指导思想和发展战略上，曾有过多次转移、转变、转折。其中有的正确反映了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有的则被实践证明是脱离实际的;有的转得比较顺利，有的则因种种原因转得不够顺利，甚至中途出现反复。就拿党的工作重心、中心、重点来说，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向城市;要求全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眼睛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 ［6］。建国后，我们接连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但这些都是为着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工作重心转移所必不可少的前提。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全党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虽然又接连进行了三大改造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这些运动从总体上说，也都是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展开的。只是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后，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才开始动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中心更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与以往相比，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无疑带有更根本的性质，实现的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发展战略的转折也无疑比以前深刻得多。究其原因，除了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外，主要在于这次转移、转变、转折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以下两个新的认识基础之上的。

　　首先，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认识上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家对中央政治局关于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决定一致拥护，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是，在对工作重点转移的解释上则是有分歧的。华国锋在开幕时的讲话中说，重点转移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并提出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实现重点转移。所谓“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解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质疑。例如，胡乔木在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发言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该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还指出，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这篇发言被简报全文刊出后，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了更为精辟的阐述。他说:政治路线的问题解决了，今后看一个部门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加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2］（p.150）三中全会公报吸收了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7］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要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但这个意思显然已经有了。正因为如此，后来的《历史决议》才指出: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 ［1］。正是这一认识，赋予工作重点转移的命题以更大的科学性、稳定性，使它具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三中全会闭幕后不久，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的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他指出，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问题，“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 ［4］（p.182）他的这些论述，更加深入地分析了在社会主义时期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错误性，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其次，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制的新认识上

　　这里说的管理体制，既包括经济体制，也包括政治体制;既包括国内的经济体制，也包括国内与国外经济联系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中虽有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加快工业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有对苏联经验的全盘学习和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可以自觉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思想的片面理解;虽有在较短时间里为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初步基础的丰功伟绩，也有因把经济统得过死而造成效益不高、对市场反应不灵活、人民生活不够丰富多样等种种弊端。在对外经济联系上，由于西方的全面禁运和经济封锁，建国初期只能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以后与苏联关系破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开始增加，但总体规模不大。在政治体制上，建国后长期延续战争年代的做法，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造成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对民主与法制建设不重视，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指导思想盛行，经济上越统越死，对外经济联系的门越关越小，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被严重破坏，连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也得不到保障。粉碎“四人帮”后，开始从经济与政治管理体制的层面上思考过去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逐步澄清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不准确的认识。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早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已提出了一些改革和开放的思想。例如，邓小平曾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 ［4］（pp.133，129～130）又例如，陈云在长期思考计划与市场关系这个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的基础上，于1978年7月国务院务虚会期间通过李先念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命题。三中全会后，陈云进一步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名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其中说:“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 ［8］后来，他又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命题，并被党的十二大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这虽然不同于党的十四大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但却对全党摆脱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传统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9］ ;“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0］

　　关于政治管理体制，邓小平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三中全会前也提出了一些改革的思想。例如，邓小平在1978年10月3日指出:“现在关于民主问题的讨论不够，这个问题很重要，要展开讨论。民主和法制实际上是一件事情。法制确实需要建立和健全，民法、刑法要搞，但都没有搞成。没有法，他就乱搞，确实不行。现在是领导人说的话就叫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违法，这种状况不能继续下去了。除了搞刑法、民法、诉讼法以外，还要搞经济立法，如工厂法。要搞立法，总得有个立法机构才行。” ［11］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三中全会才可能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全会公报才可能写上:“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7］（pp.10，11）

　　以上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和管理体制问题的新认识，不仅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认识相对立，而且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认识也有很大不同。这种认识上的不同之处，使三中全会所实现的转折与以往的转折产生了许多区别。看不到这种变化，混淆它们之间的区别，就难以理解三中全会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难以说清楚为什么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史上的伟大转折。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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